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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导向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导向 
康震 

  人文精神与人文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 

  人文主义,拉丁文 humanitas ,是人情、人性的意思,它是有关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的思潮与理论。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曾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具有入文精神的教育制度。而在十五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它意味着一种以世俗的人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主义的新世界观代替了宗教神学的旧世界观。 

  人文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有其不同的具体内涵,但它们都把对人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放在了中心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文主义的科学内涵应当包括:提倡人的尊严,确认人最高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重视人的现世幸福,确认满足和发展人具有的实在的尘世需要和才能;相信人的可教化性和发展能力;要求实现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人类的完善,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新型关系。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 

  可见要弘扬人文精神,就要启迪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对自己作为命运创造者的自觉,有了这样的自觉,每个人都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对自身的建设、提升中去。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生的追求与思考,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稳定的人文精神价值体系。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人文思想资源,对于树立崇高的人生信仰,建立新型的伦理道德规范,造就全面发展的现代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而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所应当坚持、应当完成的重要导向和重要任务。 

  那么,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 

  第一,中国古代的作家、诗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大都表现出崇高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 

  中国的文化很早便自立自足于东亚大陆之上了。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部族密集,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因此统一天下,造福民众,便成为中国文化中人生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功立业,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士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和普遍的心理期待,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所反复歌咏、尽情表达的一个基本主题。曹植一生所追求的乃是“戳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 《与杨德祖书》 ) 陈子昂中进士后,上书议政,图谋大业,他“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 《感遇》 ) “废书怅怀古,负剑许良图” ( 《答韩使同在边》 ) 李白的政治抱负则更为远大,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 《代寿山学孟少府移文书》 )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些古代知识分子建功立业不仅仅是为了封妻荫子,扬名求富,更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因此为了实现崇高理想,他们不惜抛却安乐,甘愿吃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 岑参《送人赴安西》 ) “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 ( 杜荀鹤《秋宿山馆》 ) 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民胞物与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可宝贵的人文精神。 

  第二,以“道”自任的人格尊严与批评意识。 

  孟子尝云:“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 《孟子·滕文公下》 ) 又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 ? 乐其道而忘人之势……” ( 《尽心上》 ) 这种立足于内在之“性”而不盲从于外在之“命”的道德意志,使古代士人不屈从于包括封建皇权在内的任何现存权威秩序。而只服从于崇高的道德人格及其担负的历史使命:“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 李白《玉壶吟》 ) “严陵不从万乘船,归卧空山钓碧流。” ( 李白《酬崔侍御》 ) 由这样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出发,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对显贵乃至皇权的抗争也就是必然的了。“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 ( 自居易《西凉伎》“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 ( 杜苟鹤《旅泊遇叛乱示同志》 ) “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 ( 曹唐《捕鱼谣》 )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 ” ( 杜甫《前出塞》 ) 

  曾子曾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 《论语·泰伯》 ) 墨子也曾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 《墨子·兼爱中》 ) 可见,贪官污吏,腐败堕落在士人眼里是有悖人性的大害,这对于以兴天下大利为己任的士人来说,当然是要予以坚决批判的,这便充分表现出古代作家与诗人们的强烈历史意识。 

  第三,高蹈旷达的人生之思与忧患意识。 

  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经世致用。这便注定中国的思想家多作现世之谋略而少幽玄之沉思。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文化不关注人生与宇宙的根本目的。 

  “亦莫恋此身,亦莫恋此身。此身何足恋 ? 万劫烦恼根。此身何足厌 ? 一聚虚空坐。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 ( 白居易《逍遥游》 ) 以“惟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一旦直面生命的目的这一哲学命题,也不禁唱起了哀伤的歌曲。 

  其实早在魏晋六朝那个人生全面自觉、文学全面自觉的时代,这种幽远深沉的人生之思与忧患之情就缕缕不绝了:“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 ? 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 陆机《门有车马客行》 ) “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 ( 张华《轻薄篇》 ) 到了唐宋之间,这种对人生宇宙的思考借助纯熟的艺术形式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悌下。” (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 李白《将进酒》 ) “明月几时有 ?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 ” ( 苏轼《水调歌头·中秋》 ) 

  在这里,有的是对人生苦短的生命悲叹,有的是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有的是对现实功名的留恋珍视,有的是对繁华如烟的无可奈何……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另一个侧面: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宇宙存在的形上追问,对苦难、悲伤的根源寻求,对超越世事的热切渴望,……它们为笃实尚用的中国文化增添了些许多别样的色彩。虽然其内涵仍不免是沉重而忧伤的,但它毕竟表露出了高蹈旷达的人生基调:“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苏轼《水调歌头》 )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 (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 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的情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 ” ( 李白《将进酒》 )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 ( 《日出入行》 ) 

  第四,以民为本的至爱亲情。 

  孟子尝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孟子·尽心上》 ) 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孟子·梁惠王上》 ) 《论语·颜渊》中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文化这一人道思想的逻辑前提是连亲人也不爱的人,不是真实的人。但只爱亲人不爱他人,也算不得一个“仁义之人”。 

  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描写可谓夥矣。从《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从陶潜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 《和郭主簿》 ) 到杜甫的“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 《北征》 ) 从何逊“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 ? ” ( 《临行与故游夜别》 ) 到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 《渭城曲》 ) 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走过了一条情深意长的情感之路,它透露出中国文化博大深沉的情怀,展示出中国文化特有的感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独特而多样的个性占据着人生,立足于普通共有的人情之善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中国文化乐观、开朗、团结、向上,不惧怕死亡,不耽于忧思,不沉缅哀痛的积极方面得以充分表现,它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所述,便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 

  那么,如何在教学中坚持这一人文精神的导向并有效地传达给学生呢 ? 

  首先,应该将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出的人文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古代作家、诗人在其作品中所传达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时代责任感,为了实现伟大目标不惜抛家舍业的奋斗精神应当成为今天大学生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大学生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民族赋予他们的崇高历史使命,不怕艰苦、知难而上,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为祖国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应当坚持贯彻这一导向。 

  其次,将古代文学中之人文精神与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中国古代作家、诗人之所以有极大的政治热情、很高的政治思想,归根结底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人民大众的关怀,这样一种发自肺腑的强烈情感,在世界各民族之中具有其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屈原所说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等一大批有志之文士虽屡经磨难,却丝毫未减对国家、民族、大众的关心热爱,只要有机会,仍旧千方百计地努力为国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当代大学生应当确立民族自信心,树立爱国爱民的崇高信念,不能为眼前利益,为个人私利出卖国格、人格和民族的尊严,这样做是与我们这个伟大国度的人文精神传统相悖离的。 

  再次,继承古代文学中表现出的人文精神传统,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伦理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而且能够真正做到尊重每个劳动者及其劳动和劳动成果。而且还要求社会对个人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关心、同情,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而所有这些内容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曾有过积极的表现。当然古代文学中表现的亲情、友情、爱情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文化传统的延续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古代文学中所表达的伦理情感有助于我们今天新型人际关系的建设。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中所应当坚持的一个导向。 

  最后,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当将古代文学中表现的人文精神同现代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实现结合起来。中国古代作家与诗人极少有职业化的,他们大多身兼官职,文学艺术之道往往是他们仕宦之余的所谓“小道”。但当我们放眼古代文学艺术长廊却发现,这些终身奔波于仕途之上的官宦却精通诗、书画,如王维、苏轼;擅长击剑、舞蹈,如李白、唐明皇等。总之,许多的古代文学家往往在艺术方面是通才,他们能全面地占有并享受艺术的世界,这同中国古代修身、养性的人文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而现代的大学生由于走入职业化培训的轨道,守住专业一隅,只知“魏晋”,不知有汉,又怎么谈得上全面发展、全面实现呢 ?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及其作家的人格、人生,修养对于今天我们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材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而这个借鉴的环节就首先要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入手,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再到悦神悦志,逐渐感化培育学生对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之领会、把握,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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